中国政府近期经历了新旧交换，新的领导人亮相，得到全球舆论的关注。国内外舆论都在分析习近平等政要人物的简历，以此猜测以后中国将走什么样的路。不少人把改革的期望放在这些“新”的领导身上，“改革”这个关键词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家常便饭。对未来十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探测不断出现，“改革”似乎是能揭秘中国未来方向的一个神奇的词。

论改革，经常被提到的一种看法是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潮流做事情，由此，分析中国在全球上的地位和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多，与其他的国家对照也很常见。说到这一点，每次谈到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我很惊讶地发现共同点的数量出乎我的意料。对照两国发展的阶段，从很多角度来看，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是70年代的西班牙。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今中国经历一个高速经济发展过程，60年代末的西班牙也同样如此。GDP发展最快时期为7％，这自然促使了现代化过程和社会发展，进而形成了一种越来越强大的中产阶级，跟现在的中国现实很接近。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都能在买车和出国旅游的数据体现出来。1960年每一百个西班牙家庭中只有四个家庭有车，而70年代初已经有51个家庭有车。西班牙对外国旅游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币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造成了很多就业机会。60年代国家也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很多农民去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等大城市的工厂打工，抓住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我父母与很多普通的西班牙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独裁统治采取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些变化都是政府60年代落实的“发展计划”（Planes de Desarrollo）带来的，同时带来的还有工厂地区的发展和开放，这都有助于西班牙在70年代初成为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不过，政治制度基本上还保留了40年代末的特征，佛朗哥还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像以前那么稳固了。佛朗哥政权在国际平台上越来越孤立，它的盟友国葡萄牙的独裁政权摇摇欲坠，1974年爆发的“康乃馨革命”导致葡萄牙独裁统治的瓦解，这使西班牙独裁者忧心忡忡。此外，那时候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欧洲游客来西班牙度假，也有不少西班牙人到欧洲各地常住，国家由此开始与全球接轨，独裁统治变得越来越陈旧。西班牙商人也希望加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是前提是要成立一个民主制度。

佛朗哥弥留之际，他安排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继承政权，前提是保留着极权统治。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逝，这给西班牙民主的实现带来了一丝希望。佛朗哥的继承人国王卡洛斯居然做出一个翻天覆地的决定：把独裁统治结构废除，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统治。达到这个目标不是一天能办的事情，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独裁统治余热尚存，在这个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西班牙极权统治不可持续，改革成了当务之急。到底为什么民主在西班牙获胜了呢？是什么原因让欧洲最“长寿”的独裁统治之一变脸呢？

最大的因素可能莫过于领导的决心和勇敢。尽管历史号称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其实历史的进程往往都会被某个人、某件事所改变。作为独裁者佛朗哥所选择的继承者，国王卡洛斯一世，他确定对政治改革一向持开放态度，这个受过军事教育的国王还知道，只有民主才能推进西班牙的发展，因此给民主埋藏好了种子。佛朗哥政府总理阿里亚斯•纳瓦罗(Arias Navarro)被停职，而卡洛斯一世让被埋没的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接过这个位子。在佛朗哥政权承担过重要政治角色的卡洛斯一世和苏亚雷兹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向对自己目标一致：reforma sin ruptura（“没有决裂的改革”），即在原来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从而推动政治转型。

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既得利益者势力很强，而且教会与军队对任何改革的强烈反对等其他因素也很重要。此外，经济社会环境也面临挑战，70年代的国际石油危机也给西班牙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率以每年30％的幅度增长，全国失业率将近8％，石油价格逐级攀升，下滑的出口额也对这个长期依赖外贸的西欧国家造成了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苏亚雷兹势必需要采取很巧妙的战略，说服反对派加入政治改革计划，同时也得让军队不干涉这个进程。在保持佛朗哥政权法律合法性的同时，苏亚雷兹致力于打造一个所有的政治势力能共生的环境的基础。苏亚雷兹最重要的任务是满足各方的利益，并让各个政治人物明白，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主流趋势，因为佛朗哥政权已经无法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就像很多政治制度不能适应当前情况时面临危机一样。

以苏亚雷兹带领的新政府开始采取行动了。1976年12月15日，通过全民公决，苏亚雷兹试图给政治改革计划予以合法性，1977年3月罢工被合法化，选举法也被修改了。那年西班牙共产党还被合法化了，5月政府宣布了政治犯大赦。这些措施有助于促使政治势力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危机的发生。除此之外，政府还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这都为民主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新闻自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舆论也变得越来越成熟，民众由此开始真正地参与围绕国家问题的讨论。

虽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由于卡洛斯一世和苏亚雷兹很强的领导力，使得西班牙在1977年6月成功地举行了首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苏亚雷兹就成为了西班牙君主立宪选举第一位首相。在西班牙民主过滤和政治正常化过程中，政党的共识和团结功不可没，各个政治势力参与并接受新的政治框架对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反对党西班牙共产党的合法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策，在以军队统治的国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当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战场对抗，就像中国的国共内战。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这对西班牙稳定地转到民主制度有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及完成民主转型过程，政党达成共识十分重要，团结和协议很关键，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冲突必须得搁在外。各个政党的让步也对这个进程的成功很重要：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共产党接受了以国王卡洛斯一世为元首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共识1978年12月产生了一个新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西班牙为君主立宪民主国，还规定了执行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权，以及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社会生气勃勃，对未来满怀信心。经过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经济下滑后，西班牙于1985年加入欧盟，这刺激了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当时，西班牙民主转型进程表面上完全成功，没人想到这备受巨大支持的过程会产生新的挑战。不过，刚刚出生的西班牙民主带来了一些巨大的问题，民族主义抬头为其中之一。在佛朗哥时代被压抑的各地区民族主义政党，也成为实现苏亚雷兹追求西班牙国内大共识的重要部分，他们的长期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

苏亚雷兹希望给所有的地区一个同等的对待，但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觉得自己的情况（这包括身份、文化、经济等因素）跟西班牙其他地区不同，因此值得享受更大的权利。为了民主和政治改革，这两个地区最终也接受了苏亚雷兹提出的计划：俗名为“给大家的咖啡”(café para todos，“咖啡”被比喻为“自治权”)，即，给各个地区像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一样高的自治权。这意味着，西班牙划分为17个不同的自治区，每个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有很高的自治权，因此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散。

不过，权力越分散，政府机构越多，公共开支也越大。自治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受中央政府监督的自治区政府花钱大手大脚，使西班牙财政恶化。同时，每个地区按照自己的GDP给中央政府纳税，这引起了最富裕地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不满。民族主义势力想借着他们刚获得的权利去获得更多，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出现了独立主义、恐怖主义等极端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和债务危机双重的压力下，民族主义政党要求“更大自治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近期加泰罗尼亚主席阿尔图尔•马斯 (Artur Mas)闹独立就是地方政府由于财政问题抗议中央政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西班牙70年代采取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完全消灭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冲突，有人甚至认为这个“自治区模式”可能会引发西班牙解体，如同当年南斯拉夫解体一样。

就像当时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也许现在的西班牙也需要采取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个人认为，面对自治区的放肆引发的各个问题，再进行整治改革，调整国家的领土制度是应有之义。中央集权制度好？还是联邦制度好？面对西班牙目前面临的挑战，国家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这也是领导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跟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民主转型进程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都可以和平地、稳定地改革开放，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也会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政治改革是主流趋势，其结果带来的好处比坏处要好，毕竟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还得抓住实现改革的时机，等待推动改革的领袖出现。不过，中国启动这个过程的时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全方位进行改革。同时也不应该像西班牙那样忽视政治改革的负作用。十八大闭幕了，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将会如何？在这个历史十字路口，我们不妨回顾当时西班牙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决定。

1977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