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居住在南欧国家的人来说，1月25日才是2015年的第一天。那天是希腊大选举行的一天，也是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成为第一个在欧盟国家政府上台、反对欧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基金组织所设计的紧缩措施的政党的一天。当然，这也是一个欧洲国家的民众第一次通过投票的方式这么明显地对紧缩政策说“不”，这对部分欧洲社会来说几乎跟庆祝元旦是一个滋味。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其他欧洲人来说，这次选举的结果以及2015年欧洲其他国家要举行的选举预示，今年无疑将成为很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年，对全欧洲将有很深远的影响。

将近占绝对优势的激进左翼联盟获胜的第二天迅速地与保守的独立希腊人党（Independent Greeks）达成协议组成内阁，并宣誓就职。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的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由此成为了希腊新总理，承诺彻底抛弃布鲁塞尔向希腊迫使实行的紧缩和结构性改革，“让希腊恢复主权”。通过这次投票，希腊人民发表对那些近年执政的政客的不满，还对债主直爽地说希腊人由于国际援助接受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

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自从2009年以来希腊GDP已经下跌了25％，而债务比例高达该国GDP的175％，排在欧盟首位，这是无法偿还的债务额度。希腊政府近年采取的财政调整的力度和速度，在西欧国家仍是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爆发时，希腊公共赤字相当于GDP的15％，2014年赤字已经基本实现平衡，政府的收入大于开支。不过，这个被外界赞成的“成就”伴随着很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2013年，35.7％的希腊人处在“濒临贫困或者社会排外”的状态，即收入低于平均收入60％、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等情况的人。而更可怕的是，希腊经济似乎完全失去了实现增长的能力，因此无法创造就业岗位，更无法还债，所以重新开启就债务问题和结构调整的谈判是迫在眉睫的事，希腊人明明知道不能坚持走最近五年起不到经济增长的紧缩政策的老路。希腊政客以前犯过的错误以及其严重后果是现在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一直没有彻底散开的欧债危机阴影，2015年1月似乎又回到了欧洲大陆，原因是国际投资者对希腊新政府可能要采取的政策的担忧，以及对自己在希腊的投资的紧张。果然，受到齐普拉斯关于重新就减债的发言的影响，1月28日希腊债券的利益超过了15％，而风险溢价达到了727.62点，回到了2012年的水平。齐普拉斯当天也表示，新政府将与国际债权人谈判以减轻希腊债务，但无意与债权人发生破坏性冲突。显然，市场对新总理感到不安，可以预测不确定性的因素将继续发酵。齐普拉斯1月31日与欧洲央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欧洲议会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等欧盟高官联系来安慰欧盟各界的紧张情绪，说希腊政府不会采取“单方面措施”，同时也强硬地表示希腊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债务问题。

另外，新政府上台三天后意外地宣布叫停比雷埃夫斯港口的私有化进程，中远等公司的投资由此受到了影响。这将给那些在希腊有投资的外国公司带来不确定性，有的分析家甚至认为其他欧洲国家将来也会采取类似的政策，欧盟会对外国投资关门。中国政府部门几个发言人对此作出了表态，《21世纪经济报道》1月30日发表了评论，建议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时候要避免政治风险，说“要选择政治稳定、同中国合作友好的国家”。其实，激进左翼联盟本来是从希腊共产党里出来的一个党派，虽然在最近两年在许多问题上保持的立场温和了很多，与当时有所不一样的观点——比如说，两年前的激进左翼联盟支持的“债务违约”随后变成了“债务重组”。但是，他们一直保持反对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购买国家资产，力挺国家经济的理念。

希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潮流是无法偿还债务以及国际援助的直接后果，新政府很有可能将考虑退出援助来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西班牙经济学者José Carlos Díez觉得，政府退出援助将使得希腊无法从债务市场拿到资金，这由此会产生2001年阿根廷经历的危机，也会让希腊面对无力偿还和脱离欧元区的窘境。在这个学者看来，欧洲央行解决“希腊脱欧”的能力远远不够，甚至美联储当时也没有能力去解决雷曼兄弟破产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不确定性很大，投资需要谨慎。希腊债务市场的动荡以及希腊脱欧的观点确实又引起了热烈讨论。不过，多个民意调查显示希腊人仍然大力支持欧元，可能是因为对自己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不够高，而并不觉得机构可以在欧元区体系外实行主权。

实际上，包括激进左翼联盟的很多左翼政党一直以来持有的立场，即政治和经济主权是实现民主的前提，已经有点不适当了——这是因为在欧元区这个框架，不能说主权完全属于国家，而是几个国家的群体共同的权力。因此，欧洲政客说任何一个国家要恢复被超政府机构所夺取的主权来取悦民意只是有竞选目的的承诺，很难以实现。欧元区经济体之间有高度紧密的纽带，这是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所有欧洲政党都要承认的现实。另外，偿还全部的巨大希腊债务当然不现实，所以只能找办法尽量满足各方的利益。可以说，欧元区很像一个关系非常不和谐但离婚带来的风险无法接受的夫妻——在当前情况下，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只能面对现实，从那些有余地的问题开始入手。

激进左翼联盟获胜毫无疑问搅动了全欧洲政坛，尤其是让南欧国家的部分政党鼓舞。不过，必须注意媒体对希腊选举的报道没有明确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弃票率。在希腊，在选举投票是一个义务，到经济危机爆发为止不投票的人被罚款，但是这次大选只有大概63.87%的希腊人投了票，这意味着投激进左翼联盟的票的希腊人人数其实不像很多媒体所报道的那么大，对这个政党提出的政策的支持率也并不那么广泛。

但不管怎么说，激进左翼联盟胜利已经引发了很大的波动，它的崛起并不是一个个别国家的现象。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政党，其思想有反欧、反紧缩、反私有化的色彩，而北欧国家同时也在纷纷出现反对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向欧盟其他国家输出资金的政党。预计将来这些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新兴政党在各国慢慢的上台会引起北欧和南欧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个情绪在希腊大选结果出炉当天就开始爆发，过了一个星期又可以看到了很明显的证据。1月31日西班牙新兴政党Podemos（“我们能做得到”）借着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选举获胜以及西班牙人对当地政客的不满来举行大规模游行，向西班牙当局示威。这个极左翼政党的领导人Pablo Iglesias发表了一个很备受关注的演讲，宣布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说“我们是像唐吉诃德一样有梦想的公民”，“我们会打破两大政党垄断的局面”，“我们会把政权从现任政党的手里获胜”。从这个在马德里市中心集合十万人的游行以及号召游行的领导人的发表的言论中能看出来希腊政府更迭有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重现，这给了那些感觉被社会主流抛弃的人带来了改变的希望。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引起的波动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要拭目以待。不过，自从它上台以后有一个观点似乎在南欧国家在增强——面对当前严峻的局面，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希腊等南欧国家不少声音呼吁召开欧洲大会来讨论取消希腊部分债务，以解决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就像1953年在伦敦召开的大会上希腊等欧洲国家一致决定取消德国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承担的债务来帮助战后时期的德国从废墟中复活那样，现在有人提出德国等北欧国家应该给希腊等南欧国家更多时间和帮助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并改正政客以前犯过的错误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承担债务也许会更符合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全欧洲人民的利益。

希腊新政府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预示，2015年将成为欧洲”新大战”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