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Paul French近期写了一篇博客，论到讨论中国的西方记者和作家的习惯。更具体地说，他指出西方人写围绕中国的东西的时候经常会使用以西方文化因素为名的形容词来讲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里的现象。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个形容词是Orwellian，即从英国作家乔治·奧威尔的名字衍生的形容词，这涉及到著作《1984》里面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有不少西方人用这个形容词来描述现代中国。另外，French教授还提到了其他的与西方文化有关的形容词，说对很多西方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工厂很像今天的中国工厂，而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悲剧很适合描述薄熙来案件。这些都的确是西方人讲中国的陈词滥调的说法，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世界上很少有人愿意敞开心里说自己有偏见和固定的想法，但实际上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一看今天的北京，从摇篮里灌输过西方文化的人可能会想起狄更斯所描述的“雾都”伦敦，而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可能会把中国官僚行政手续类比于卡夫卡写的故事里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氛围。这些比喻确实很适合形容中国的各种问题，中国生活里不良的一面会立刻让中国问题专家与以前接触过的东西联想，这些东西往往是描述负面的现象，作家由此使用众所周知的文化对象来增强比喻的效应，把它使得更强烈。

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决定使用那些比喻，一方面是因为离自己世界观比较接近，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比中国文化更具有一般性和全球性，而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因此其含义更能达到大部分的读者。一个作者，不管来自什么国家，总是会受到自己内外环境的影响，对他来讲彻底脱离自己的世界观或许非常难，因此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来写字是一种可以原谅的恶习，尤其是当自己文化和语言占全球化的上风的时候。这与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的理论，即我们的环境决定我们的认知和使用的语言，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不过，即使用西方文化的因素来谈论中国现实很方便，但是这个习惯有利有弊，弊可以说是这个做法是把中国问题简单化，把问题放在一个没有框架的环境。因此，懂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最好应该是解析中国的一个前提，尽管有不少“中国通”一句话中文都不会。

如果说中国问题专家爱拿自己文化里的东西来讲中国，我也很难想像一个中国作者使用《西游记》里面的因素来谈论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问题，目前也很难预测以后会不会有作者拿余华、莫言、王朔等中国现代作者的比喻来描述其他国家的现实。西方作者在中国人文化背景找灵感还不能说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虽然随着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国际化，过许多年以后这个局势有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许涉及到中国的软势力和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地位，值得继续观察。

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地位，对一部分人来说中国好似是一个与其他国家相比独一无二的禁闭国度，虽然它面对过的问题也可以在很多其他国家重现。中文里的“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说法只是这种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不过，这种态度不有助于与其他国家拉近关系，中国并不是自力更生的国家——中国需要西方解读自己的历史以及境外的世界怎么运行，西方同时也需要中国理解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而不能以民族主义和例外主义的名义拒绝中国受到国外的影响这个现实。只有接触老子所留下的教训，笛卡尔才能对自己的理性看法有一种更全面的认知，老子也可以通过与笛卡尔的对话学到现代。

通常来说，讨论中国事物的人都会意识到一种比较大的难题，就是怎么能给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读者传输关于中国的可以理解、可以从中得益的故事，而对于给中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人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测，随着东方和西方文明越来越互相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将变得更常见。不过，一直到西方人真正地能捉摸到中国这个国家的各方各面的问题的时候，估计奧威尔的阴影会继续笼罩着讲中国事物的人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