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到北京给我留下了各种印象，其中最深刻之一是在街上几乎见不到盲人。一旦在这个城市的路上看到盲人的时候，感觉跟周围环境完全不配，似乎那个看不了东西的人不应该在那么乱的环境上，相反更应该在自己家里待着。我当时想，一个失明的人居然有勇气一个人去面对像北京那么一个城市的交通确实很值得佩服，如果我是住在北京的盲人的话，我绝对不会一个人出门。北京交通和整个环境不适应盲人和残疾人的需求，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正常人不宜”的城市——我指的当然是北京高峰期臭名昭著的堵车、错综复杂的路上、以及人山人海的地铁站。

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里所能见到的那些要钱的残疾人以外，可以说在北京的残疾人都更宁可待在自己家里或者其熟悉的环境，不太喜欢出去冒险。但跟中国相比，在西班牙城市见到散布的残疾人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从电梯按钮上刻的盲文字以及发声的红绿灯到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残疾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他们能像大家一样利用城市里所有基本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避免由身体问题所带来的障碍。因此，西班牙残疾人已经离开了很久以来的乞丐命运，而成为自立的公民。

这之所以能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官方机构，名字叫西班牙国家盲人组织（西班牙语缩写为ONCE）。该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非盈利组织，旨在给那些住在西班牙的残疾人提供社会福利，其工作范围包括给残疾人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为上学和运动提供便利，还研发电脑应用软件等技术怎么可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等。ONCE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经济、财政、劳动、社会事物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推动残疾人融入西班牙社会起到了关键无比的作用。组织给自己会员提供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险，使他们有了医疗和养老金等福利。这个组织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也非常丰富，他们组成了不少戏剧小组以及合唱团，还为西班牙残奥会代表团输送了很多高水平运动员。

另外，ONCE还负责卖彩票，通过这个途径可以给会员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养家糊口，融入社会，这同时也是组织主要的经济来源。这个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卖彩票成为了自己的扶持点，最终也很大程度上为卖彩票而名。西班牙各个城市到处都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彩票销售亭，而最近这两周它们都无疑在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大彩票作备战——热爱博彩的西班牙人正在买彩票，希望能有好运气赚点钱，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彩票销售量更有望提高。

每个西班牙人对盲人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大家见过他们的广告和彩票销售亭，有可能还知道ONCE的事宜和民间服务。不过，可以说我对盲人的世界有一定的缘分：除了对我造成很大障碍的视力问题以外，我上高中的时候还对盲人养成了很浓厚的兴趣，上大学的时候为ONCE当过志愿者，我的主要任务是每个周末去一次一个盲人的家里，给他念书。用自己的眼睛和声音给一个看不了东西的人分享一本书的内容是一个非常令人满足、难以描述的经历，我一直到现在每次想起那时光会感到怀旧，并且怀念那些我接触过的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人是加武玛，他是一位50岁的男人。他的亲戚在巴塞罗那市郊区外，他们大概一个月会去看他一次，不过他平时一个人在ONCE给他提供的房子待着，在小亭里卖彩票，业余时间喜欢吹风琴。在我每次去他家串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很期待我继续给他念书，继续听到书里的故事，并且跟他讨论一下他通过我的眼睛看过的东西。有一次，在我给他念完一段西班牙语作家的小说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就打断我念，开始回忆他还没有失明的童年，跟我讲他对未来的害怕，最大的担忧果然是旁边的人都消失。

还有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是爱斯特尔。她是我唯一盲的大学同学，专门学西英同传翻译。每次进入教室我们都先会看到她胖胖的导盲犬，然后再见到个子矮矮的她背着书包。她平时坐在教室最角落的位子里，给她的狗留下足够的余地伸展身体。那是我第一次与盲人和导盲犬一起上课，虽然我当时没有跟她聊过多少天，但是从爱斯特尔在课上的表现能看出来，对她来说成为同传翻译不仅仅意味着拿到普通人获得的毕业证书，而是更大的梦想。此后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不知道这个梦想是否能实现。

大伟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另一个盲的大学生，是我通过别的朋友接触的人。他是盲人出生的，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于广播，他爱听，也更爱录音，用电脑编辑。他就说，在没有眼睛能看见的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反正能听得更清楚，甚至会听一般人听不到的东西。除了听力的价值以外，大伟还教了我怎么用手指读用盲文写的张纸。他当时还讽刺地跟我说，万一以后由于拼命学习汉字费眼睛而失明，还会有机会用上。我猜，他当时很有道理——我们都自当然认为，太阳会从东升起。但是，一旦有一天不升起了，或者阳光被雾霾笼罩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