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最近报道称，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的时候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根据该会议提出的计划，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报酬可能将会被削减，最高下降幅度为50%，目标为缓解民众对国务院属下的国有企业高管过高待遇以及愈来愈大收入差距的不满。

收入差距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之一，随着皮克提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出炉，等，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美国和欧洲近几年经历的经济危机的一个衍生产物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猛增了——以西班牙为例，欧洲中央银行研究员Philip Vermeulen作出的报告显示，1%的西班牙人居然积累了国家财富的15%，最富裕的12个西班牙人的资产高达283亿欧元，这个数据相当于12,700个西班牙人的资产总和。虽然这个收入差距看上去很抢眼，但实际上，这个财富积累程度的数据只是美国或德国的一半，因此收入差距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更加严重。

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问题，游览新闻就容易发现，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中已经产生了不少寡头。本周提出的国有企业高管报酬调整计划是解决这种收入差距的措施之一，先例可以追源到前总理温家宝于2002年承诺国务院的，将把高管薪酬限制在平均收入的12倍以内。温家宝离任以后，这个改革最终也没有实施，但是习近平这次希望再次推动改革对经济进行大调整。

面对收入差距这个棘手问题，很多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提高最低薪酬，制定最高报酬。制定最高薪水也是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有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比如说，西班牙左派学者Vicenç Navarro在近期著写的文章里强烈批评西班牙等国家采取降低薪水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他认为，这只有利于商人，使得劳动市场变弱。对这位学者来说，差异背后是资本家和金融界提高自己薪酬以及积累全国财富，所以通过增加金融税等工具遏制大资产在经济和劳动市场的权力是关键。与此同时，维护薪水最低的工作人员的利益也是巩固全社会的财富保持稳定，平衡与合理的水平。

上述学者还呼吁西班牙等国家需要制定最高薪水，他还提出，瑞士今年通过投票决定最高薪水不许超过最低薪水的12倍，这跟当时温家宝提出但最终未完成的改革提议一样，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产生一个更平衡的社会，解决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并提高生产力。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研究员Pessoa和Van Reenen得出的一份报告显示，最近40年英国的实际薪酬提高的幅度与生产力平均增长之间有42%的差异，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则是63%。而Van Reenen的另外一个报告显示，2000－2010年，在英国的收入差距高涨背后是最高薪水的提高，加上对金融业高管的奖金和红利，这使得那些赚的钱最少的人赚得更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制定最低和最高薪酬有利于全社会。不过，作出这个决定是一个双刃剑，在制定薪酬水平这个问题上，合理性应该是决定性的要素。除了顺应民意等因素外，还得把个人表现、物价、经济平衡、购买力拉动内需、税务管理等因素放在考虑范围之中。像分配财富蛋糕这样的历史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式，制定合理的最低和最高报酬应该是第一步。